面与乐园

「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百年孤独》开篇。郑执用它作为演讲引子，因为实在想不到更浮夸的开头了。

一 · 关于虚构与真实

我叫郑执，31岁，沈阳人，职业作家，主要写小说，缺钱的时候会写剧本。

一席邀请我来的时间点，刚好是我在上一年12 月的一个文学赛事上拿到首奖的第二天，所以不得不让我认为，社会有的时候稍微势利眼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我获奖的那篇小说叫《仙症》，写的是一个精神病人的一生，其实是有原型，是我的一位亲人。获奖以后我陆续收到很多采访邀约，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你写这篇小说，到底哪些是虚构的，哪些又是真实的？

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作家最憎恨的问题。这个问题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问你，小说到底是什么，文学又是什么。我不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也没有这个本事讲。

我今天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讲一个更私人的、狭窄一些的话题——我跟我父亲，我跟沈阳穷鬼乐园的两个故事。

二 · 父亲：1988 年 12 月的那张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88 年 12 月，当时我大概还不到两岁。他刚刚升任市电容器厂的销售科副科长，主要工作是跑去全国各地销售产品，然后跟人喝大酒。

外面这件皮风衣目测应该是真皮，继承了当时的高仓健Style。穿这个衣服的时候领子一定要立起来，这才是原教旨主义的精髓。留的这两撇小胡子应该是模仿《上海滩》里的丁力。

但那个年代还流行唐国强，唐国强是双眼皮大眼睛。他这个单眼皮有点吃亏，如果稍微错后一个时代赶上韩流的话，应该会比较吃香。

我私心想让这张照片和这张脸在荧幕上多停留几分钟，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么多人面前亮相，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因为他在十年前的这个月份过世了，那年我 21 岁。

我的父亲出生于 1961 年，在大时代的浪潮中人生起点还算不错。他错过了上山下乡，赶上了恢复高考。但高考跟他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他青春期的主要活动是上街跟人打架。18 岁接了我爷爷的班，进入工厂当一名普通的工人——那个年代在东北能当一名工人，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到了 90 年代初，他升任销售科副科长，在全国各地跑。回到沈阳以后，他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工厂的产品在全国的销量大幅度下降，由此推断出我们家乡的工业正在急速衰落。

这么看来我爸还是一个蛮有远见的人，于是他主动从工厂辞职了。那个时候距离大的下岗潮还有五六年的时间，所以他的行为在当年还算比较莽撞。辞职以后，他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管我奶奶借了一点钱，开了一家抻面馆。

三 · 十平米的面馆，一天净流水上千

这家抻面馆很小，大概十平米不到，人挤人地坐也就七八张小桌子。一碗面才卖两块钱，但因为选址在沈阳北站，所以生意非常好，24 小时不歇业地开，每天的净流水大概在上千元——那是 1992 年。

那段时间是我家生意最好的时候，其实基本是我父亲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这不是一句修辞，是真的用流血的代价换来的。

火车站肯定是每一个城市最混乱的地方。我家离北站很远，跨了好几个区，所以我父亲年轻时打架攒下的那些名气跨区辐射不到，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影响力。

北站当地的地头蛇平时的一大爱好，就是领着兄弟们去广场上那 18 家小饭店轮流吃白食，顺便讹一点钱。有的时候为了照顾生意，有些老板忍一忍就过去了，因为每个月也就那么一次。但在我爸这儿就不好使——他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尊严的问题。套用《一代宗师》的台词就是：尊严，两个字，错的躺下，站起来那个才有话语权。

我小学三年级那一次，北站最恶的一个社会人领着七八个兄弟，晚上到我家的抻面馆闹事，结果被我爸和河南籍的抻面师傅两个人拿着菜刀砍了出去。我爸受了不轻的伤，挂了大彩，但那个地头蛇本人颅骨被削掉一块，躺在医院里昏迷了一年多。后来法院判定是对方闹事在先，我爸属于正当防卫，倒赔了我家三万块钱。

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一个夏夜：我妈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去北站派出所领我爸。他走出来时那种昂首挺胸的姿态，就跟梁朝伟差不多意思，只不过头上、身上和胳膊上绑了一层一层的纱布，远远走过来特别像一个完成了一半的木乃伊。

后来我小的时候对血腥味非常敏感。如果某一天我回到家开门闻到血腥味，应该就是我爸回家了——头上或者某个部位绑着纱布，缩在被窝里睡大觉，沉到好像你永远也叫不醒。

他平均一个月回一次家，只要回家基本上都是为了养伤。1992年这家面馆被强拆后，他回到原来生活的地区重新开店，社会影响力回来了，平稳地又赚了三年钱。三年后他把店让给家里人，自己转战第三个地方重开，但生意一落千丈。后来他陆续被朋友骗了两次：一次是进了一批爆米花机被扣在南美秘鲁，血本无归；一次是被忽悠买了「中关村」的股票。

这两次下来，曾经靠一碗一碗面攒下的那点家底基本清零了。从那以后，我父亲整个人开始变得非常消沉，酒喝得比以前更勤，脾气也更加暴躁，经常大醉着回家。

许多年后我思考那段时间他的生活，悟出了两个道理：一个人想在俗世定义的世界中获得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但要有能把市长咒成死缓的远见，还要有能看清身边人的近忧。第二，一个人是不可能永远拥有持续不断的好运的，就跟一个地方的历史是一样的，只是当噩运笼罩的时间过长的时候，这种悲伤会加重而已。

四 · 雪地里的一朵梅花

我记得某一年的冬天，只有我爸跟我两个人在家，他又是一样的造型躺在床上。这时外面突然下起鹅毛大雪，我爸猛地起身，说他要下楼。我说你下楼去干啥？他说我要去思考一下——当时他的措词就是思考，不是想。

这个画面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非常深刻，因为我从阳台上向下望，他一个人独自站在小区院子里的雪地中抽着烟，只套了一件毛衣，任大雪落在他身上，头上还裹着纱布。这纱布透出一点血红色，从上面向下望，特别像雪地中一朵骄傲的梅花。

那个时候我就非常好奇，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到底在思考什么。

直到半年后我才知道，我家那个小面馆所在的野广场，被当时沈阳最有名的一位市长下令拆除，卖给了南方的开发商盖会所——其实就是强拆，因为有营业执照也有房本。我爸因为这件事上了一股火，还生病了几天，然后对人放下狠话说，就这个市长这么折腾早晚完犊子。不到两年，这位市长因为贪腐涉黑被判了死缓。

郑执在演讲中说，父亲是因为「生意的确好到可以骂市长」才有了底气；但同时，正是那次强拆让父亲的生意断掉，也让他此后十几年的人生一路下滑。面馆与命运，在这里是同一件事。

五 · 1300 港币的鞋，一句「骗子」

我高中三年是住校，跟父亲交流很少。2006 年我去了香港读大学，隔着两千多公里，疏远成了必然。上大学第一个学期的学费跟生活费，有一半是他从亲戚朋友那儿借的，这是他去世之后我才知道的事情。

那一年多我干了唯一一件所谓的正经事，就是写了一本长篇半自传体小说。那年我 19 岁，朋友推荐说你去投稿吧，我就投给了一家非常好的出版社，居然真的顺利地出版了。

当时我投完稿就回到香港了，怕错过重要消息，就把我家沈阳的电话留给了编辑。那段时间我三天两头地往家里打电话，其实是想听到好消息。有一天刚好只有我爸在家，我打电话，我爸接电话。我说，爸，你今天有没有接到什么人的电话？我爸想了想说，有，一个骗子，我给撂了。我爸说，他说要给你出书，现在骗子都这么有文化吗？

但从那以后我好像突然开窍了，我突然想明白那一天我站在雪地里、降落在我身上的雪和那些情绪到底代表着什么，我好像可以干这一行。

大三上学期，我突然被我妈的电话叫回沈阳。我走进病房的那一刻，看到照片上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瘦成了一副骨架。我妈用了大概三天左右的时间，才慢慢让我接受：我父亲是癌症晚期，大夫确诊之后直接宣布，还有一个月的生命。

就在接到我妈那个电话的前几天，我在香港旺角的街头闲晃，突然想到我长这么大好像还从来没给我爸买过任何一件礼物。那时候我爸上了年纪非常喜欢穿走路舒服的鞋，于是我经过一家耐克鞋店的时候，给他买了一双最好的带气垫的鞋。是 1300 多港币，当然花的还是他的钱。

结果当我走进病房那一刻，我蹲下想给他试穿这双鞋的时候，我才发现由于并发症，他的脚已经比原来宽了两倍。鞋的码数并没有错，但是他已经完全穿不上了。

一个儿子一生中唯一一次给父亲买的礼物，但是就这样作废了。

六 · 穷鬼乐园：十块钱从白天喝到黑夜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地方的故事，会稍微简短轻松一点。这间啤酒屋，老沈阳人对它有另一个称呼，叫穷鬼乐园。

原本右边还有一部分，被围起来了。这里在被拆迁以前，是沈阳一家非常有名的黑灯舞厅，又名「十元三曲」。当一个男人走进这个舞厅，会在黑暗的角落里看到站成一排的女性。你可以随便挑选一位，跟你一起跳三支舞曲的时间，公价是十块钱。

以前有黑灯舞厅的时候，穷鬼乐园的生意非常好，饭点的时候三层楼全都坐满。但是舞厅拆除以后，生意就彻底完蛋了，现在高峰期第一层也就坐满一半，但是还有一些人始终坚守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站在门口这片空地上的几个人。以前有舞厅的时候，这里最多会聚集上百人。他们是找零工的，脖子上通常会挂一块牌子，写着「电工、水电焊、泥工、瓦匠」之类，牌子越长找到工作的机会越大。他们是一些从工厂失业下岗了的工人，连做一个小买卖的本金都没有，只能继续以工厂里的那些手艺谋生。

理论上讲，我觉得他们比坐在穷鬼乐园里喝酒的那些人可能要更穷困一些，因为他们连在大冷天走进去喝一杯酒暖身的钱都舍不得花。贫富这种东西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的。

那么所谓穷鬼乐园到底是什么消费水平？到今天这个年代了，沈阳怎么说也算一座大城市，但是一个人只要花十块钱，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从白天喝到黑夜，然后喝到不省人事。

十块钱是什么概念呢？塑料扎啤杯的容量正好是一升多一点。扎啤杯里卖的啤酒是这家店的镇店之宝，是一种散啤酒，只卖两块钱一扎。一扎大概是两个瓶啤的量，五扎就是十个瓶啤。十个瓶啤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年人来说，喝醉就足够了。

大家可能又很好奇，十块钱喝这么多酒，连一盘凉菜都不点吗？是真的不点。但是东北人喝酒不会空嘴儿，所以他们都是自带下酒菜的。你经常会看到一个大哥走进来，从羽绒服里掏出一个破塑料袋，在桌上摊开，里面是一包「综合豆」——所谓综合豆就是里面有花生米、蚕豆、鱼皮豆、榛子等各种坚果，稍微有经验一点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应该是逢年过节或者亲戚朋友的婚礼上攒下来的东西，凑一包刚好可以对付一顿酒。

我甚至见过有人从裤兜里掏出连塑料袋都没有的一个啃得只剩脚趾甲盖的鸡爪子，然后在那里点两大扎散啤酒，嗦啰仨小时。

这家啤酒屋离北站很近，当年我爸在北站开饭馆的时候，偶尔会跟朋友来这个地方喝酒。我小的时候路过两次，看见他们在里面推杯换盏，隔着玻璃可以看见我父亲在大笑。我爸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所以我自然就对这个地方感到非常好奇。

直到我休学那一年，也就是我爸去世之后，我第一次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自己走进了这个地方。后来一进就保持了十年的习惯，到今天，每年我都会去很多次。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搞清状况，上来就要了四个凉菜、四个瓶啤，一个人坐那儿喝。瞬间就发现周围人看我的眼神不太对：年纪轻轻如此嚣张，一看就欠教育。当时我特别怕被人教育，于是飞速地喝完酒吃完菜就跑掉了。后来再去的时候就掌握了经验，懂了规矩：进去以后先点一盘凉菜，瓶啤先要一瓶，喝完了再喝下一瓶，这样不至于引起公愤。在这种状况下，我基本就在学习他们，把战线拉得很长，东北话叫作喝粘酒。

七 · 老板娘：我要是不干了，这帮逼还能去哪

我要着重介绍一下这位老板娘，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大姐，论年纪我应该叫人家大姨。这位大姐常年留着一头紫红色垫起来的头发，嗓门儿非常大，满口脏话，但是人又很热情。在我看来她更像是这些人的守护神，穷鬼乐园的王利发。

如果这些酒鬼不买菜干喝酒她也不会生气，但是如果你买菜，她就会露出一种非常直白的笑容送给你。当这些人醉倒店里的时候，她先用非常非常脏的东北脏话骂他们，然后再让小工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

这些人到底会醉到什么程度呢？我经常看到一个人出去打一杯散啤酒，回头走几步就一下摔倒在地上，满脸血，门牙磕掉半颗。酒友们会再把他扶起来，跟老板娘要一沓创可贴，帮他把创可贴糊满脸，只留两个眼睛，继续喝。半颗牙放在手里来回玩，跟盘核桃似的。

还有几次，我正在吃菜，有几个人端着酒醉醺醺地忽然坐到我对面，开始给我讲他的人生故事，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这些故事有非常有趣的、非常离奇的，也有非常无趣一听就是编的。几次下来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其实他们主要是为了蹭我的菜。

套用现在非常流行的那句恶俗的鸡汤：我有故事，你菜还够不？

这家店是 365 天全年无休，24 小时地开。后来我跟老板娘熟了就问她，我说，大姐，过年都不休息，多累啊。大姐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原话是这样的：我要是不干了，这帮逼还能去哪？

这句话我换一个方式给大家翻译一下：如果此地终会消亡，这些灵魂又将何处安放？

八 · 他们是谁

那这些在穷鬼乐园里的人到底是谁呢？很简单，他们当然就是那些因为某种原因丢失了生计、失去了家庭，甚至被自己的亲人和儿女嫌弃，或者干脆就是孤寡了半生的最失意、最痛苦、最绝望的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地方抱团取暖，可能企图寻求一种继续活下去的意义，也可能他们干脆想把「意义」这个字本身干掉。

这些人可怜吗？当然可怜。我说这个话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凌辱或者审判，而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最直观的感受。其实人跟人之间没有谁比谁高到哪里去，大家都是一半在白雪一半在泥土里，可能哪一步不小心踩空了就半截身子下陷，运气不好的人可能这一生都很难再爬起来。

这些人其实换一个角度讲也不可怜。因为就在隔着一米不到的窗户外面，那些脖子上挂着牌子的人，他们其实也在遭受着同样被命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生，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为保留住最后一丝尊严奋斗。

我后来每年再次回到这个穷鬼乐园的时候，都会发现熟悉的面孔少了一两张。问过老板娘，得知有的人烂醉以后冻死在积雪的街头，有的人终于下决心去南方找一条生路，还有的人，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消失掉了。

九 · 遗址

我们的一生都是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我们相识或者亲近的人，另一种是陌生人。我们的一生也都是由两种地方组成，一种是你留守或者驻足过的地方，另一种是你永远都无法到达的近处或者远方。

当这些地方和这些人有一天终将会消亡的时候，肉身与所谓的现实都会灰飞烟灭。但是他们的灵魂可能会留下一种遗址，就像历史的遗址——你看它们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还在这儿，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曾经在这儿。

这些灵魂的遗址可能会跟历史的遗迹一样，等待着被人用某种方式从命运轮回的暗河中打捞出来，然后被重新地解构，被重新地塑造，被重新地发挥想象，最后化身成一种不分高低贵贱的永恒。我猜文学可能是那种方式。

最后我想很做作地、拙劣地模仿一下马尔克斯那一句《百年孤独》的开头作为结尾：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走进穷鬼乐园，一定会弄懂在我昂首迎接雪花降临的那个黄昏，是否跟父亲思考过同样一个问题。

—— 郑执《一席》演讲《面与乐园》，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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